在20世纪成都出土了大量的东汉画像砖，这些画像砖既有盐业、农业、渔业、纺织等生产劳动场面再现，又有对餐饮、出行、歌舞等场景的描绘。一幅幅生动的画面，组合起来犹如成都的风俗画长卷，复活了东汉成都的社会生态。因其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，被专家视为“研究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”。

清未民初，东汉画像砖开始现身于成都的古玩市场之中，并引起了收藏家们的关注。但在当时人们以这些画像砖上是否有文字来衡量其价值，如无铭文，即使画面重要，也被收藏家拒之门外。现在留存的清末民初出土的画像砖中，仅有“桑园”和“东市”两方有铭文。其中“东市”砖上的“东市门”“市楼”等字样清晰可见，被当时的收藏家视为珍品，价格不断攀升。目前这方砖被存放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桑园砖能够流传到现在，则很有戏剧性。它本无铭文，本该被摈弃，但古玩商人要了一个花招，请人在砖侧伪刻了年号，被当时的收藏家误打误撞地收藏了起来。而其他没有铭文的画像砖，据传不是在当时被毁弃，就是被凿为汉砖砚出售。

到了抗战时期，大批爱好文物的知识分子来到成都。成都古玩市场上流传的画像砖引起了他们的重视。他个们开始收集和研究这些画像砖，收藏家亦起而效尤，纷纷争购。此时出土的画像砖为数虽不少，但大多散失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正式步入了科学发掘画像砖墓的阶段。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后，开始修筑宝成铁路。西南文教部为了保护和征集在修建铁路过程中出土的文物，特别组成了“宝成铁路文物征集小组”。1952年别，该小组在成都火车北站的东面发现了汉墓群，其中的3号墓出土了大量的画像砖。1953年，成都北郊羊子山再度发现汉墓群，并再度出上了大量的画像砖。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成都的新都、彭州、郭县、下邑、环及全省的诸多地方均有画像砖出土。

四川的画像砖多出士于砖室墓中，这些砖室墓的墓壁多用几何线的花磁砌成，在砌至墓壁的3040厘米处时，先将花砖往里收缩进恰好能容纳画像砖的厚度，然后再镶嵌进画像砖，使画像砖与其他的花砖齐平。

据曾经主持过永陵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研究，这些画像砖是这样生产出来的：事先在木板上刻上画面的阴模，再用泥制成与木板大小相同的方砖，趁砖泥未干时将木模印上。

冯汉骥认为，这些砖的画面当年都是彩色的。羊子山四座画像砖中所出各砖尚残存有红、绿、白三种颜色。冯汉骤推测，当年上色时很可能是先将整块画面涂为白色，然后再根据画面的需要着其他颜色因砖在土中浸润了约200年之久，出土时绝大部分颜料已脱落，只剩下用模印上去的凸出的部分或者线条。所以现在所见的印在画像砖上的面，在当时只不过是供绘色时作轮廓用的。这位著名老教授不由自主地感叹道：“将这种彩绘的画画像砖砌在用花砖组成美丽图案的墓壁上，装饰效果是很好的。”

考古学家们还发现，画像砖墓在东汉砖室墓中是比较少的特殊存在。如在成都青杠包的二十余座汉代砖室墓中，画像砖墓仅有一两產在羊子山汉代的三四十座砖室墓中，画像砖墓也不过四座。考古学家们由此推测，建有画像砖墓的墓主人，大多是当时官阶较高或财富较多者考古学家还观察到，画像砖在墓室里的排列，首为象征基之身份位的“阙”画像砖，两壁左右各有一方。此后的顺序，大体而言，先车马等出行画像砖，再砌生产、屋宇等画像砖，最后则为墓主的生活事画像砖。

据统计，目前在成都地区出图的画像砖已涵盖了50余种不同的题材。冯汉骥认为，它们均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的作品。这些画面生动的画像砖，无疑是传达当时成都社会生活的重要而形象的载体。